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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金球奖候选人确定 水庆霞领衔金帅候选名单******
中新网北京1月12日电 据中国金球奖评委会消息，2022中国金球奖各奖项候选人已经确定。中国金球奖得主的重点考量依据将是国内联赛和杯赛的表现，中国女子金球奖方面，年初女足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球员都入选了候选名单。而中国金帅奖候选名单中，包含了中国女足水庆霞、名帅吴金贵等。
100多位权威体育媒体的代表和特邀评委，将为中国金球奖、中国女子金球奖、中国金帅奖和中国金童奖等奖项投出专业选票。
中国金球奖评委会供图中国金球奖：聚焦本土战场
之前几年的中国金球奖评选，武磊凭借在国家队和海外联赛的出众表现3次问鼎。随着他留洋生涯结束后返回中国，欧洲五大联赛再无中国男子选手，2022中国金球奖得主的重点考量依据将是国内联赛和杯赛的表现。
在15人候选名单中，新科中超冠军武汉三镇俱乐部有刘殿座、邓涵文和谢鹏飞3人入选，其中谢鹏飞在联赛中8球9助攻的数据尤其亮眼。进入中超前四名的山东泰山与上海海港各有两人入围，郑铮、武磊和蒋光太都曾入选2021中国金球奖候选，分别名列第9、第1和第8位。
25岁的陈蒲是山东泰山本赛季的一大“发现”，9个进球、两次获得中超单轮最佳的表现让他力压队友金敬道和刘洋等人，首次进入中国金球奖候选名单。另一个拥有两个候选人的俱乐部是北京国安：本土最佳射手、上届中国金球奖第3名张玉宁的入围没有任何悬念，他也被看作是2022中国金球奖得主的热门候选；张稀哲在2022赛季的状态明显回升，中超的关键传球数据上名列第一。
长春亚泰前锋谭龙继续稳定的发挥，联赛32场10球，东亚杯打入中国队唯一进球，再次入选金球候选。此外，大连人队的林良铭和上海申花的蒋圣龙之前都曾入选过中国金童奖的候选序列(其中后者更是近3年连续入选)，此次终于升维进入中国金球奖候选名单。
浙江和成都两支升班马球队在中超和足协杯的表现都很出色，本土球员程进与刘涛功不可没，河南嵩山龙门的队长王上源也凭借硬核级的表现入围中国金球奖15人候选。
中国金球奖评委会供图中国女子金球奖：亚洲杯“明星”均入围
2022年，中国女足时隔16年再次在亚洲称王，年初印度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球员都入选了2022中国女子金球奖的候选名单，其中包括赛事最佳球员王珊珊，赛事最佳门将朱钰，4场比赛打进5球的王霜，以及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的唐佳丽、张琳艳和肖裕仪。
此外，全年表现稳定的张睿和王晓雪得到了评委会专家的认可，双双入围候选。而作为近年女足留洋军团中表现最稳定的球员，上届中国女子金球奖评选第3名沈梦雨再度入围候选名单。入围10人候选序列的还有在东亚杯一鸣惊人，并荣膺赛事最佳后卫的00后小将汪琳琳。
中国金球奖评委会供图中国金帅奖：上海教头“内战”
中国金帅奖授予年度表现最佳的中国籍教练员。在2022的候选名单中，出现了3位上海教练，占据了候选者的“半壁江山”：水庆霞年初率领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人气飞涨；吴金贵在接手上海申花后，主动扛下困难和责任，用丰富的经验帮助球队度过难关，并在联赛中给予年轻队员很多的锻炼机会；谢晖职业生涯首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征战中超联赛，在率领大连人完成保级任务的同时，以一股清流般的足球理念和独特气质征服了广大球迷。
2022赛季同样在教练席上有着惊艳表现的还有李玮锋，他赛季中途上任，临危受命率领广州城成功保级。他带给广州城的改变不止于场内的技战术，更在于更衣室的管理与团队凝聚力的提升。2020和2021两年的中国金帅奖得主郝伟，率领阵容不整的山东泰山在本赛季联赛和足协杯战场双线进发，且均坚持到最后，成绩仍值得肯定。而在女足方面，武汉车谷江大轻松卫冕女超冠军，主帅常卫魏居功至伟。这两位教头入围2022中国金帅奖候选名单也是实至名归。
中国金球奖评委会供图中国金童奖：18小将个个强
虽然男足国家队和顶级联赛遭遇了困境，但这并没有阻碍新人的涌现。为了让球迷更多关注新人的表现，中国金球奖组评委会决定恢复中国金童奖U17和U21两个年龄组的评选。入选2022中国金童奖U17候选的球员共有8人，入选U21年龄组候选的共有10人。
2022中国金童奖U17年龄组候选人中，包括在U17女足世界杯中有亮眼发挥的刘晨、黄嘉欣和乔睿琪，在亚少赛预选赛中表现出色的王钰栋和黎明，以及在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中代表浙江取得冠军的核心球员宁方泽和叶道鑫。此外，作为首个在中国三级职业联赛进球的“05后”球员，湖北青年星俱乐部的王定坤也被纳入候选序列。
中国金球奖评委会供图2022中国金童奖U21年龄组的评选势必竞争激烈，候选人中既有上届评选入围者刘祝润(第2名)、高天语(第9名)和艾菲尔丁•艾斯卡尔(第10名)，也有在U20亚洲杯预选赛中的国足主力拜合拉木•阿卜杜外力、刘国宝和胡荷韬，还有在职业联赛中崭露头角的阿布力克木•阿布都沙拉木、闫雨(同时荣膺U21联赛最佳球员)及谢文能。作为中国女足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在女超联赛表现出色的江苏无锡女足前锋邵子钦也得到了评委会专家的认可，获得了参与2022中国金童奖竞争的机会。
中国金球奖评委会供图中国金球奖所有奖项的评选对象为拥有中国国籍的的足球人，评选发起方体坛传媒将联合国内及国际超百家权威媒体评委和特邀评委共同投票，投票截止日期为1月18日，选票详情将会在《足球周刊》上公示。2022中国金球奖还将评出“中国五人制金球奖”，并与腾讯互娱联合推出“年度最佳足球电竞俱乐部”和“年度最佳足球电竞先生”等奖项。2022中国金球奖颁奖典礼预计将于今年3月举行。
附：
2022中国金球奖候选人：
陈蒲(山东泰山)、程进(浙江队)、邓涵文(武汉三镇)、蒋光太(广州队/上海海港)、蒋圣龙(上海申花)、林良铭(大连人)、刘殿座(武汉三镇)、刘涛(成都蓉城)、谭龙(长春亚泰)、王上源(河南嵩山龙门)、武磊(西班牙人/上海海港)、谢鹏飞(武汉三镇)、张稀哲(北京国安)、张玉宁(北京国安)、郑铮(山东泰山)
2022中国女子金球奖候选人：
沈梦雨(苏格兰凯尔特人女足)、唐佳丽(英格兰托特纳姆热刺/西班牙马德里CFF女足)、汪琳琳(上海农商银行女足)、王珊珊(北京女足)、王霜(美国路易斯维尔竞技女足)、王晓雪(武汉车谷江大女足)、肖裕仪(上海农商银行/阿德莱德联女足)、张琳艳(武汉车谷江大/瑞士草蜢女足)、张睿(山东体彩女足)、朱钰(上海农商银行女足)
2022中国金帅奖候选人：
常卫魏(武汉车谷江大女足)、郝伟(山东泰山)、李玮锋(广州城)、水庆霞(女，中国女足)、吴金贵(上海申花)、谢晖(大连人)
2022中国金童奖候选人：
U21：艾菲尔丁•艾斯卡尔(广州队)、阿布力克木•阿布都沙拉木(浙江队)、拜合拉木•阿卜杜外力(山东泰山/济南兴洲)、高天语(浙江队)、胡荷韬(成都蓉城)、刘国宝(山东泰山)、刘祝润(上海海港)、邵子钦(女，江苏无锡女足)、谢文能(青岛海牛)、闫雨(北京国安)
U17：黄嘉欣(女，上海足协)、黎明(上海海港)、刘晨(女，山东足协)、宁方泽(浙江队)、乔睿琪(女，江苏足协)、王定坤(湖北青年星)、王钰栋(浙江足协)、叶道鑫(浙江队)
2022中国五人制金球奖候选人：
陈智恒(深圳南岭铁狼)、丁顺杰(上海嘉定交发工程大)、顾海涛(宁波慈溪观海卫)、纪圣珐(宁波慈溪观海卫)、沈思明(杭州钱唐湖大)、张彬(河北石家庄福美)
注：候选人按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列。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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